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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营建新都
武举消灭商朝后，班师回到镐京，在那里建立了周王朝。武王心里明白，尽管他灭亡了殷商王朝，但并未彻底摧毁商朝的力量。为了便于控制东边的殷商残余势力，避免殷商遗民反叛，武王决定在东面营建新的都城。他亲自前去察看地形，最终决定将新都建在洛邑。
周武王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天然的粮仓。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它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伊、洛、湛、涧四河蜿蜒汇流于其间。从洛邑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所以，洛邑被看做是天下的中心，确实是定都的好地方。
不幸的是，新都的营建工作还没来得及展开，武王就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托付周公banli此事。可是，由于国无宁日，周公也一直未能将此计划付诸实践。
管叔、蔡叔二人勾结武庚的谋反，为周公敲响了警钟。他深感镐京离东方太远，东都的营建势在必行。所以，当他挥师东进、平息了管步、蔡叔叛乱之后，立即着手帮助成王完成武立新都的心愿。
周公先是命召公进一步为新都选址。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郭、宗庙、朝、市的具置。然后，他重新占卜。卜兆表明湛水西和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于是，他向周公做了汇报。
周公得报，又亲自进行了实地勘察。然后，他向成王敬献所绘的地形图并汇报了占卜情况。得到成王的首肯之后，周公组织起了大量人力，亲自率领他们前往目的地，展开都城的建造工作。
经过一年的时间，新城终于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郫”。
至于建造成周的具体时间，《尚书大传》的说法是周公主政五年，《史记》的说法则是周公主政七年。《尚书·洛诰》记载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按照王国维的诠释，上句是说周公为巩固文王与武王创下的基业，停留洛邑控制东方一带，下旬采用的是周朝灭商的纪年，即武王灭商后第七年，也就是周公主政五年。年，在陕西宝鸡发掘出何尊，其上的铭文证明王国维的推断是正确的。
建成洛邑后，由人在此的问题提上了周朝的议事日程。周公和召公都期待成王能够居住洛邑，处理朝理天下。成王考虑到，觉得百姓仍怀二心，必须让周公接着居住在洛邑方能震慑东方。
关于此事，成王和周公一再斟酌，最终决定让周公仍旧居住在洛邑，统治东土。成王七年，在洛邑举行隆重的冬祭活动时，成王乘机公布了这个重要决定。史官记录了周公与成王多次商讨的谈话内容和洛邑冬祭的场景，并成《洛诰》，诏告四方。通过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到周公的精忠报国与成王对周公的信任依赖，谈话也反映了群臣无猜忌的关系。一些诸侯闻悉《洛诰》的内容后，打消了叛逆之心。《洛诰》是维护周朝政权的重要文诰，也为“成康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周公逼迫“殷顽民”，也就是殷人当中的上层分子迁徙至洛邑。他此举的目的，一来是使他们脱离原来的住地，失去社会影响力，二来是为了便于看管。周公命人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视，告诫他们要做周王室的顺民。另外，他又安排了“成周八师”（每师二千五百人驻扎防守。于是，洛邑成为东土的基地，对于周王朝整个，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姜太公治齐
武王伐商后，经过与姜太公、周公旦等人商量，将全国划分为地块，然后一一分封给在伐商中战卓越的姬姓亲族和勋盖世的大臣，让他们在封地建诸侯国，以便拱卫周朝的统治核心，此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姜太公
姜太公由于在伐商中作出了卓越贡献，而率先被封到齐地营丘，即今天的淄博市临淄区。太公成了齐国的开国之君，保卫着周朝的东大门。
太公领旨后，向东出发去自己的封地，由于年迈体衰，他每天不到黄昏就歇息，上午迟迟才动身，走路迟缓，每宿都逗留。
有人便对太公说：“听人说机不易得，失去却不难，你是一个过客，却在途中的旅店中享受安逸，一点都没有走马上任的架势。”
一席话令太公翻然醒悟，于是他日夜兼程赶往营丘。
到来时，姜太公一行人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营丘，恰巧碰到莱国渡水跑到营丘来。
莱国原本是商朝的方国，和营丘距离不远。这次，莱侯想趁太公初来乍到之时，侵占营丘。于是双方人马在淄河西岸进行了决战，姜太公谈笑自如，运筹帷幄，指挥兵将们奋勇杀敌，将莱军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由于姜太公及时赶到，平定了叛乱，齐国的新政权得以稳固。
作为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治齐第一步就是依法治国，稳定人心。据《春秋繁露》说，姜太公曾请教表里不一的司寇营荡怎样治理齐国，营荡认为应当靠仁义治理齐国。姜太公接着问是仁义，营荡回答仁义便是“有子不食其力，妻长而夫拜之”，姜太公听了大怒，觉得营荡胡说八道，蛊惑人心，当即将他斩首，以正视听。姜太公为何如此气愤呢？因为营荡并未遵守“父父”的“亲亲”原则、“应当遵从丈夫”的“尊尊”原则，而是坚持“父子地位平等，丈夫应当尊敬”，这与周礼背道而驰。由此可知，姜太公具有相当强烈的宗法制理念。
《韩非子》也说，东海上有狂矞、华士两弟兄，被世人尊为“贤人”，这兄弟俩“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隐居乡里，但愿自力更生，不想出山为官，对新建的齐国，他们态度消极，既没有奋起反抗，也不肯迎合，姜太公觉得他们以利己主义为中心，心胸狭隘，不愿为贡献力量，是“害群之马”，便置周公“勿杀贤者”的警告于不顾，借口“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将他们杀掉了。自此，齐国人再也不敢乱纪不遵政令，齐国呈现出的社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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