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茹,白春茹算命真,算命
袁家的第一桩“大事业”，是与改天换地有关的。
明代中期的陆容在《菽园杂记》里说，他“尝闻父老云：太宗初无入承大统之意，袁珙之相，有以启之”；又说“太宗之有大志久矣，（袁珙之相，特决之耳”。
太宗即永乐皇帝朱棣，太宗是他的庙号，即在皇族宗庙里的尊号。一般开国后的第二个皇帝都习惯称太宗。“太”是极尊的字，如太极、太上老君，只有参与“打天下”，有汗血之的兄弟或孩儿，才能荣幸地得到这个尊号，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匡胤、元太宗窝阔台、清太宗皇太极等，皆是。但朱棣并无“开创”之，他在童蒙初开时，就已经荣封燕王了。明代的制度，非嫡长子（即正母所生年长的孩子不能继承皇位，那么王的封号，对于野心勃勃的朱家老四，贝别具一层悲剧含义，即若非篡夺，他将永远与天子无份！朱棣后来起兵，硬夺亍他亲侄的宝位，．这便有了“开创”之——从此皇位由其长兄懿文太子那一枝转到他老四这一房来了。他的后代始终感激涕零，直到嘉靖时，犹觉“太宗”二字无以报称，又改口尊他作“成祖”了。
朱棣发动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靖难之役”，是明初皇室抢班夺权的一次大内讧。陆容说他“初无入承大统之意”，未免作态太惺惺；说他“有大志久矣”而不敢轻决，则正得其实。在民间伸手来酋抢已故兄长的遗产，都不是一件轻易能行的事，何况上篡天子之位！有没有良心，朱棣自不必去摸，但在动手前，他却不得不好生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够不够、命运济不济。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太平盛世时，一位藩王以一隅封地的实力对抗天下，当朝皇帝的先例！
这幕历史剧演到此处，山穷水复，正在作难时，神相袁珙出场了，他一言定策，帮朱棣解决了这个大疑难。
袁珙在元朝末年名气已震。《明史》传记中的材料，
墓志说袁珙之获袍术，
洪武二十三年（年九月，时在北平（即北京潜邸的燕王朱棣，专门差人来请，袁珙一请即踊跃，当即“拜受，沐浴戒行李”而就道。
袁珙此行，出自姚广孝的推荐。姚氏本为和尚，法名道衍，他在赴北平侍奉朱棣之前，尝游嵩山寺，在那里与袁珙初识。袁珙一见之下，即大呼道：“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刘秉忠是前代名僧，为元世祖忽必烈所倚重，官做到太保。袁珙乍见道衍和尚，不预言值蒋西矢得法，却谢他性嗜杀，又拿他来与半僧半俗的刘秉忠比，而道衍不以为忤，偏偏还“大喜”，二人气味颇为相投。
现在姚广孝在燕王手下很吃得开，便举荐了袁珙。袁珙就是来给燕王相面的，姚广孝记道：
及见上，大悦，先生于是肃恭而前，凝神伫思，俯仰，一目而尽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圣上太平天子也，龙形风姿，天广地阔，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洪钟，实乃苍生也。但年交四十，须长过脐，即登宝住。”时上虽听其说而未全信。居无何，先生辞还故里，锡赉殊厚。
这还在洪武二十三年！袁珙竟敢乱鼓舌簧，吹嘘四朱棣为“苍生”，将置其父其兄于何地？柳庄可谓胆比身粗！他不单相朱棣为“太平天子”，就是那王府近臣，他也一概“目为公侯”，谁近身送谁一顶高帽戴！
袁珙替王府官吏相面，我猜大概是后人虚构敷衍的。朝廷在北平耳目众多，这一番鼓噪，有何意义？况且人的命太贵，竟至迹涉于僭拟，辄更不可声张。燕王大老远把神相请来，一定只供自己密室，绝不会大开堂会，与众宾齐飨的。
除了袁珙，姚广孝还向朱棣推荐了另一位“卜者”金忠。他同时请来两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文攻武卫，异口同辞，皆称燕王有非分之命，岂不是硬把挟持了往反叛的路上送？大概朱棣一心夺嫡，蠢蠢欲动，毕竟信心有时不满，甚或还思退却，几乎令姚广孝做不成刘秉忠，只好借这两位朋友来助阵，大吹大擂一番，一定要让朱棣信以为真，从此一条路走到黑，不做“太平天子”不罢休！这其实是一种精神法，现在叫励志，而后世和民间就传开袁珙“尝决成祖当有天下”的了。
据此事的谋划人姚广孝的记载，朱棣当时“虽听其说而未全信”，厚赠遣还。但多年以后，终登，“因感先生昔言之验，若券”，即敕内宫驿召至京，拜太常寺丞，待以特礼。这位相面先生鼓舌半生，终于卷回一顶官帽。朱棣的画像今存，其颐下两绺长髯，的确彷如龙须。这种须鲤鱼有，鲤鱼跳龙门，化身为龙，便是龙须。但此须鲶鱼也有，设若不小心没跳过龙门，撞进火锅里，化作齑粉泥汤，也是有的。假如朱棣起兵失败，论起反叛之由，一旦把袁神相供出来，怕也脱不了入狱灭身之灾。所以一班挟术遨游的古今“”们，实是在于奇险中掇富贵，非有十成技能，再加上十分运气，真是会“玩儿”趴下的。
幸好朱棣坐上了皇位，这位新皇上还很念旧，不仅给他官做，还赐给他京城的居第，说是为了“以便其老”，其实是为了就近召见咨间。袁珙从此“近于天光”，成为天子宠信的近臣。
朱棣会拿样的疑难求教于神相呢？
永乐七年（年初，朱棣第一次北巡，回到了已升作北京的龙飞故地。到十月间，突然急召袁珙赶赴行在。袁珙当时已经岁高龄了，获命后不敢耽搁，“即日就道”。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即后来的仁宗“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特赐其貂裘。
太子此举，并非普通的优老，一个六品的太仆寺丞还够不上皇太子亲自关照，太子其实是借此表达对袁珙的感激。因为永乐初年，朱棣一度在立嗣问题上举棋不定，“意有所属，迟回累年”。这仑到袁神相出场了，他先端端正正给皇长子朱高炽相了一面，道：“天子也！”与当年相其父如出一辙。又相其子（即未来的宣宗道：“万年天子！”于是，“储位乃定”。此事亦见于袁珙墓志，比较可信。朱高炽做了太子，还要争取在太子的宝座上坐定，不能不对袁先生多方笼络。
朱棣对袁珙之术与品都非常放心，遇重大难决之事，都会参考他的占语。那么，这回发生了事，要如此急促地召见他呢？，墓志没有交代，只说袁珙“既入觐，奖论有加”，不久得请归乡，展拜祖茔，次年就病故了。而事情的缘由，可从当时的时局加以考察：此番朱棣北巡，并不是简单的巡行，他准备亲自坐镇北京，回击屡屡来犯的鞑靼人本雅失里。这年七月，他任命靖难臣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以武成侯、同安侯火真为副，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兴师北征，结果在胪胸河大败，一公四侯皆死。一时边警如火，朱棣遂决意亲征。就在这当口，他遣专使召袁珙北上，肯定与北征军务有关。而一个相土将如何分君之忧？大约朱棣深深震撼于不久前的惨败，对于亲征并无胜算，希望借重神相的占卜，以决大计。
袁珙如何应对，属机，无从考知，而观其势，当时亲征之举已如箭在弦，圆通老道的袁珙一定不会去揪龙须、触霉头。说出不吉利的话来。次年二月，朱棣亲提六师，北征大漠，七月凯旋班师，十一月回到南京，不久袁珙的死讯也到了。朱棣立刻赐予他极为优渥的哀礼，不仅赐钞赠官，宫营葬事，遣内臣祭于其家，还特命姚广孝亲自为这位老朋友撰写墓志铭。这或许便是对其“密赞”之的回报吧。姚广孝在墓志中，将袁珙之侍奉成祖朱棣，比作唐代著名术士袁天罡与唐太宗的关系。事实也是这样，在相学史上，袁珙与汉代许负，唐代袁天罡、风等人并驾齐驱，皆称相学。
袁珙因为年老，虽然到了北京，也未扈从，而由他的儿子袁忠彻在军随侍。事见王鏊《王文恪公笔记》，该书“皇甫仲和”条载：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学。文皇北征，袁忠彻以相从，仲和以占从。
过去的方生、术士们，虽然多尤擅一能（如袁氏以“相人”为长技，常亦兼有他学，好比这位皇甫仲和，精于天文推步，即占星之术，在相学上也有较深的造诣。《王文恪公笔记》记了这样：—件事：一日皇甫氏出朝，有个卫士一定要请他相一相，他偏头瞧见屋上有两鹊在斗，立刻说出此人的妻妾正在家相斗不解，让其赶紧回去解劝，而事实果不其然。皇甫仲和挟艺从征，本身就是其技艺和荣宠的证明。
这次进军并不顺利，大军在广漠中搜索久之，总不见虏骑，兵马疲惫不堪。朱棣“意疑，欲还师，召仲和占之”：
（仲和曰：“今日未、中间，虏至。”（朱棣曰：“自何方？”曰：“自东南。”“胜负如何？”曰：“王师始却，终必胜。”召忠彻问之，皆如仲和之言。
然而君威难测，当皇甫仲和与袁忠彻对敌情做出相同的卜测后，朱棣竟发怒了：“汝二人朋比欺我乎？”立刻下令将他们抓起来，警告说：“今日虏不至，二人皆死。”所幸午后不久，一如所占，鞑靼兵马大至，朱棣才平息怒气，赐以币帛。
这是袁忠彻参赞北征军务仅见的一例，虽然险象环生，但凶光去后，益显其手段。
袁忠彻，字静思，生卒年不详，他也是明初有名的相士，只是他的成就被其父的光芒所掩盖，在相术界和民间传说中的地位远不及“柳庄神相”。
忠彻。幼传父术”，继承了袁珙的衣钵，并且从小就见识了大场面。洪武二十三年，他曾随父北行，谒见了燕王。《明史·袁珙传附袁忠彻传》载：“王宴北平诸文武，使忠彻相之。”有趣的是，朱棣令他父子相入，袁珙相的都是燕王部下，个个有公侯之相；他相的是朝廷在北平的守臣，如都督宋忠、耿瓛、布政使张昺、都指挥谢贵、佥都御史景清等，却个个不济，“于法（按法指相法皆当刑死”（这些人当燕王起兵时皆被杀害。故此，“王大喜，起兵意益决”。朱棣登基后，将他父子一并召来，都授以官职。以后凡銮舆征巡，袁忠彻都扈驾从行，成为袁珙死后朱棣最所倚重的术士之一。
《明史》忠彻传载：“帝尝屏，密问武臣朱福、朱能、张辅、李远、柳升、陈懋、薛禄，文臣姚广孝、夏原吉、蹇义及金忠、吕震、方宾、吴中、李庆等祸福，后皆验。”这是袁忠彻为皇帝用人提供相术方面的参考。相人术又称风鉴，本来就是用以鉴察识人的一种手段。此事令人联想到，朱棣亦尝写出蹇义、夏原吉、刘俊、郑赐、李至刚、黄福、陈瑛、宋礼、陈洽、方宾人的，命阁臣解缙用简单的几句话注出各人的长短；而前此于储位未定时，亦尝就立嗣之事密问解缙。
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解缙所对与袁珙如出一辙。但是解缙两次应对，得罪了不少人，没争上太子之位的汉王朱高煦尤“深恨”之，终不免为人倾陷惨死。虽然作为密勿之臣，上有所问，下当尽忠答之，但处之不可无术。譬如靖难之役后，朱棣久为建储问题困扰，他的三个儿子各有其党，竞争激烈。当皇帝以此事下问时，就不是简单的文臣献谋，或术士秀“技术”了，它更像一种表态与站队。假如袁珙如淇国公丘福一样，是汉王高煦之党，他相人的结论将完全不同。如何既以近臣之忠直答君间，又不致为己树敌，遭叵测的命运，确实需要极高的智谋与生存技巧。拿袁氏与解缙两比而观之，袁珙父子终永乐之世不失帝意，他们的伴君之道、周旋之法，比兼为狂者和才子的解学士要得多。
我们不当朱棣密问诸臣祸福时，袁忠彻是怎么回答的，今人也无法从其著述中找到蛛丝马迹。袁忠彻正统年间致仕归家后，曾纂辑《古今识鉴》一书，泰二年（年奏进。该书冠以作泰二年四月十六日的自序，自称奉敕而作。这是一本相学实战大全，正文分卷，以三皇、三代、列国为一卷，、东汉为一卷，三国、东晋、西晋为一卷，南朝、北朝为一卷，唐、宋、元各为一卷，第八卷为国朝（明，末后附袁忠彻自撰《人象赋》，其后是陈敬宗所作的后序。
《国朝》卷首列太祖、太宗和仁、宣二帝，以下为文武官员及内官、僧官，其中绝大多数为袁氏父子所相，间有为其他术士所相者。共计人，名如下，凡非袁忠彻所相者，皆于名后括弧内注出：
太祖（铁冠道人、太宗（袁珙、仁宗（袁珙、宣宗（袁珙
常遇春（“客相之”，徐达（少遇僧秋月相之、铁冠道人相之，汤和（袁珙，沐英（陕西僧相之，方国珍、方明敏、方明巩、方明谦（明敏等三人为方国珍子侄、李景隆、徐辉祖、许方、陶凯、程涂（按应为程徐、詹徽、茹嫦（方国珍以下皆袁珙所相
姚广孝、李至刚、刘季篪、吕震、吴中、李庆、方宾、胡俨、张泌、井泉、张信、孟骥、陈俊民、钱性、孙迪、曾宝、易英、韩公茂、李贯，王观童、王义、王忠、、（观童为王保保弟，王义等四人为王观童子侄
内侍王安（不花都——小名，下同、（狗儿，郑和（三保、田嘉禾（哈喇帖木、李谦（保儿、孟骥（添儿、云祥（猛哥不花、燕琦（王定住、福山
僧溥洽、道成、一如
袁忠彻一生所相，绝不止此数，比如为该书作后序的陈敬宗，《明史》有传：“敬宗与李时勉同在翰林，袁忠彻尝相之。曳二人并列曰：‘二公他日名相埒。’敬宗仪观魁梧，时勉貌稍寝，后终明世称贤祭酒者，日南陈北李。”这既是一段相学佳话，也是阐发相术复杂之理的绝好例子，不知为何《识鉴》刊落不录。
朱棣密令袁忠彻所相的人，除了姚广孝、方宾、吴中、李庆，余者也都没有载入。虽然在书成时，这些人物均已去世，似乎袁忠彻仍有忌讳，他在书中丝毫没有透露朱棣命他为大臣相面之事。兼且所列人物混杂，很难了解袁忠彻取舍的标准是。书中袁忠彻渲染他父子神乎其技，使该书国朝卷很像他父子相人的成果汇编，人何时迁官，何时生子，名几品，享寿几何，无不在其父子的料中。这些内容自然与世间所传袁氏轶事一样，没有多大价值，真实性亦无从考证，不可视作信史。该书前七卷“采古来相人有验者”，更被《四库全书》的编者讥为“笑具”。
但仅就卷八而言，还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如《明史，程徐传》载：元朝兵部尚书程徐降明，“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进尚书，卒。”《明史》言其卒，未明其所以卒。《古今识鉴》则谓其“归款，降吏部侍郎，被诛”。该书还记录了郑和等名出身燕府宦官的面相及相应之运命，是难得的独家材料。
袁忠彻在该书自序里说，他所阅两京“王公达人，下至甿隶，其贵贱休咎，未有不符其相之说者，其可以木而视之哉”！他自述己精于业，并非为“资贾鬻，规声利”，即相术在他看来不是赢利之具，而在“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强调了相术辅治的用。袁珙在这方面可谓典范，《明史·袁珙传》说他“相人即知其心术善恶。人不畏义，而畏祸患，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甚多”。袁忠彻似乎也有效尤之心，《明史》载：
帝（朱棣识忠彻于藩邱，故待之异于外臣。忠彻亦以帝遇己厚，敢进谠言，尝谏外国取宝之非，武臣宜许行服，衍圣公诰宜改赐玉轴，闻者韪之。
这是袁忠彻于相术之外效其臣子之职（他仕至尚宝司少卿。但《明史》本传又说他“性阴险。不如其父，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子上前齮齕之”。毕竟倚宠骄恣，好以术驭人，性情失之于刻薄。仁宗在时，就很讨厌他和另一位以医术蒙宠的盛寅（字启东。盛寅为此非常忧惧，袁忠彻居然密告以“仁宗寿不永”（王鏊《王文恪公笔记·盛启东》。其为人可见一斑。至于他相兵部尚书“面无人色，法曰沥血头”、大学士王文“目常上视，法曰望刀眼”，恐怕是因为与于、王二人不和，故借占以施恶咒，未必有神技如此。
又如他说太监郑和下西洋，是他以相术荐贤的结果，此说亦可疑。郑和本为靖难臣，早在永乐元年就曾出海，而同时出西域、下西洋的内臣颇多，难道都是依据相法推出来的？况且与下西洋比起来，和更为强劲的对手蒙古人较量，于国之利害休戚更大，择将更宜慎重。然而丘福不当此任，兵败漠北，造成朱棣称帝以来最为严重的危局，亦何以事先不相之？
今天我们基于科学的观念，对袁氏父子无不奇中的“神相”表示怀疑。古代的术士，多为杂家，往往将占相、堪舆、风水、神煞、易数、星平、禄命等说相互窜入，糅为一法，纵其口舌，以转圜之说、变幻之辞，使人不知不觉堕其术中。而袁氏父子又不同于一般街头摆卦的游街相士，他们的成，有其特定的条件。试举《古今识鉴》一例：袁忠彻一日在内廷偶遇升任谕德不久的胡俨，待胡俨走开后，袁忠彻不经意地对人说：“胡谕德旬日内又升。”旁人将此话告诉胡俨，胡俨不信，但日后果然就有传升国子监祭酒之命，这下不由不服了，忙向袁忠彻请教。袁忠彻解释说：先生本是清贵之像，“向值子时，红黄之气见山根印堂，腾上甚速，故知迁擢不出旬日也”。山根、印堂在人的眉间眼角之中，是相家重点关照的部位，但红黄之气于子时（夜半时分升腾，这样的征兆其实是很难捉摸的。然应验如响！我很怀疑，袁忠彻借他近臣的身份，常从禁中预得先声，当他获知某项人事变动时，就借相面故作玄虚，提前透露给当事人，以收惊验之效。《古今识鉴》中有好几例都是袁氏主动替人相面，预言之准，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袁氏阅历丰富，老于世故，兼之游历于公卿士夫之门，人脉广泛，官员们不敢轻忽之，亦愿意从他们那里获取信息。这都使其无形中成为信息传递的介质，他们对情态与官员之运势，能有独到的见解和判断，故此常一语中的。至少，这种经验能为他的“神相”提供更多的保证。
也许是因为袁忠彻不善持盈，也许是仁、宣以后，随着皇权的削弱，以及科举出身的文官势力的扩张，方士之流渐被斥做“佞幸”被坚决地排除在朝绅阶层之外，无法再公开、傲然地出入帝王之家、公卿之门。袁忠彻的仕途也变得坎坷多蹇起来，他在正统年间-多次“坐事下吏”，告老还乡，退闲二十多年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