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柱学理论体系来看，这是研究“定数”的一门预测术，它的出发点就是“宿命论”。而他的理论异于早期“卜日”预测体系的根本点就在于吉凶考量因素到了“时辰”。
1，四柱学理论体系源于李虚中的可靠性。我们先来看一段史料：
李虚中病逝后, 李贺邀请韩愈为李虚中撰写墓志铭《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节选如下：“年少长， 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 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历翁，莫能与其校得失。”关于四柱八字理论的起源，大家公认的是唐代李虚中的“六柱法”，依据是以下四点：（1），“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该预测体系所用“时间”因素，即“年、月、日”。
（2），“相生胜衰死王相”，——该预测体系的吉凶论断依据。（3），“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 该预测体系所能预测的事项范围。
（4），“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 ——李虚中应用该预测体系的应期准确率。
对于原文我不做过多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虚中的预测理论体系，没有应用到“时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六爻纳甲法在断卦时间采用上的一个误区：
大家都知道六爻纳甲法是采用了起卦当时的（年）月日，来论断卦内爻象的旺衰。很少有人知道在测某些事件时，六爻纳甲还用到了求测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月代表祖荫，日代表自身条件。比如测功名，婚姻，寿夭，重大疾病等等。其理论依据是：出生时间（既定的月日局势）赋予了人一些定数，祖荫的富贵贫贱和遗传基因的建康、智慧与否。再者，古代30岁之前的人，都是受年（国朝）、月（祖荫）、日（自身条件）的影响而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几乎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志。也正是这一时段，决定了大部分人一生的富贵贫贱、功名利禄。比如某人测功名，当朝的zhengzhi环境，祖上的福德荫庇，以及自身的能力或运气都是影响因素。但相对来说，朝廷和祖荫对一个人的仕途更是决定性的。祖荫好的白痴都能当官，而祖荫不好的智者也只能哀叹“生不逢时”。30岁之后，才渐渐独立承担家庭和事业的重任，就更多地受“时运”（即时的月日局势）的影响了。这也就能很好的解释了备受争议的“每爻管五年，六爻管三十年”和“问寿看本命”等这些命题了。用既定时间（出生月日）配合随机卦例来推测，是在“定数”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变数”，是非常科学的。……（详情见本人的文章《八卦纳甲法讹传勘正》）以上四点依据，似乎更符合八卦纳甲法预测体系的特点。我们为什么不认为李虚中所用预测术依然是传统的八卦纳甲法呢？
二，四柱八字理论的原貌真的就是今天这个模样吗？大家都认为《渊海子平》是八字命理学的宗祖之作。但其主体理论真的源自徐（升）子平吗？我们来看其编著者（一说是徐大升）所作的《引》：“至于有宋徐公升复以人生日主分作六事，议论精微，作渊海之书，集诸儒之义传布，至今悉皆宗之。”由此可知，徐子平依然是“以人生日主分作六事”，而非“八字”。《渊海子平》里的“八字学”也并非有全部是徐子平的理论体系，是编著者把当时朝代的许多命理研究名儒的文集都集合起来（集诸儒之义传布），而成此书。故名《渊海子平》，渊海，本身有汇聚汇集之意。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谁把“时辰”这个第四“柱”因素考量在内而成为一个系统的易学预测体系的呢？恐怕没人说得清。至于这个人在把“四柱”同时考量在一起时，到底给出了怎样的论述就更是不得而知了。给人一种没有系统传承的感觉，就像“东北乱炖”也成了一道名菜。三，为什么宋才出现了“四柱”学说。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计时制度的演变。早期的人类计时，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来估摸时辰。后来发明日晷，大约周代发明漏刻制度。《周礼·夏官》中已有 “契壶氏”，“掌契壶以令军井”等内容的记载。这里说的契壶氏就是专司分管时间的朝廷官员。《史记》上曾有记载春秋时期司马穰苴（ráng jū）在军中“立表下漏”以待，日中庄贾违令不至，被司马穰苴处以死刑。说明那时漏刻的应用已经较普及并且能够作为处罚违犯军令者的依据。那位庄贾可能是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不守时时而被处死的罪人了。
但可惜的是因原始的漏刻仅有单只漏壶和箭刻，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漏壶中水量的多少决定了水压的高低，也决定了水流的速度和水的流量，大大影响到了漏刻计时的准确性。由此可知，那位被司马穰苴处以死刑的庄贾可能比今天的聂树斌都冤。
我们的祖先也看到了这个弊端。他们想到在漏壶的上面再加上一只漏壶，用上面的漏壶漏出的水补充下面的漏壶以提高下面的漏壶滴水的稳定性，这样就产生了多级漏壶。东汉的发明家张衡就使用过二级漏壶；唐朝的吕才设计了四只漏壶为一组的漏刻。到了宋朝，有个叫燕肃的人创新了一种叫莲花漏的刻漏，他在中间的漏壶中开出一个溢流孔，让多余的水从溢流孔中溢流出以保持水流的稳定。这样大大增加了漏刻计时的准确性。随着漏刻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准确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也由官方的专门计时机构逐渐普及到了民间。宋朝著名诗人王安石有一首诗《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这里的漏声就是计时器“漏刻”壶中漏水的声音。这首诗反映出那时漏刻的使用在民间已经很普及了。这就给“四柱八字”理论把“时辰”这个第四“柱”因素考量在内的可行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此之前“四柱八字”这东西你想玩儿都没得玩儿。四，封建礼教需要“宿命论”。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白虎通义》。这是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是班固等人根据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因辩论地点在“白虎观”而得名。《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肯定了"三纲六纪" ，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神学化了。值得一提的是，《白虎通义》收录了王充的“三科”论，即把人的命分为“寿命”“遭命”“随命”。 行善得善是为“受命”，也作“受命”、“正命”；行善得恶是为“遭命”，行恶得恶是为“随命”，这是两汉“命定论”（即宿命论）思想的正宗。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做如下解读：
某人遗传基因决定的自然寿命，我们称为 “寿命”；刑伤疾病造成的不测，我们称为“遭命”；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营养的丰富合理以及医疗科技的发展完善，使得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我们称为“随命”。这样的解释是很科学的，也是很符合易学预测思想的。
五，先秦时期诸贤是如何看待“宿命论”的呢？
如果说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是一介奴隶的话，我们来看看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史墨是如何告诫赵简子的：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史墨认为，鲁君代代失其政，季氏代代勤于政事，所以季氏得到人们的拥护，鲁君被驱逐死于国外，没有人可怜他。因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君臣关系，如同《诗经》所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夏商周三代君主的子孙，而今已变成百姓了。引起这种变化原因也就是“天之道”——德行。在史墨看来，自然界和人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对立面的转化，此种转化，不是衰落，而是发展，即大壮。春秋时期还有个著名的预言家叫做“单襄公”，是春秋时期单国国君。他认为决定命运格局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是一个人的“德行”，人们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一人事的“决定性因素”，就能做出有关命运的预言，也能改变自身自家的命运。
假如今人穿越到春秋时代跟这些先贤们谈四柱八字“宿命论”，人家可能会耻笑“怎么社会越发展，人类越愚蠢呢？”六，易学预测是“宿命论”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考证易学的发展可知，其初始阶段和高峰阶段都是在夏朝以前。易学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圣人研易传易的目的就在于教导民众如何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方向，而非为己谋私利，更不是为了稳定某阶层的统治地位。这也是我们在易经里看不到“宿命论”的根本原因。而随着私有制和家天下的出现，易学预测渐渐扮演起统治阶级用来愚民的工具就不足为奇了。那么夏朝自热而然地也就成了易学预测由“庙堂”走向“下三滥”的开始。由此可知，易学预测不是为了让我们“认命”，而是教我们如何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进而做出相应的更有利的发展选择。所以说，“四柱八字术”是伪易学预测系统，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峰期的必然产物。